凡见过西藏拜佛朝圣者的人，无不为其极度的虔诚和真挚所动。尤其那种磕长头者，几乎在用自己的肉身丈量着通向圣地的道路，衣衫磨破，膝肘流血，也全然不顾，因为一年一度的朝拜在他看来是最幸福的时刻，他甚至心甘情愿把一年的积蓄全都花费给他的信仰。不管这在旁人看来是否有价值，单就精神追求的纯粹和热烈而言，我以为是十分罕见且令人尊重的。这其实是可以作为与物化现象对立的一种精神崇拜的象征来看的。
我之忽然想起西藏的朝圣者，乃是因为最近看了一本小说集，连带着了解到他的作者痴迷而执着的创作态度而引起的。这位作者叫俞胜利，他把10年来所写中短篇小说结为一集，取名“亮眼”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。俞胜利并非文学圈子中人，他是一位电视剧界的编辑，有时也自己动手写戏，成年累月被繁忙的电视片制作活动所困。然而他竟酷爱写小说，酷爱到痴迷。当今纯文学作家出于种种考虑纷纷介入影艺界已成时尚，相形之下，俞胜利的苦苦钻研纯雅小说的创作便多少给人一种“不识时务”之感。他自己说，“老读电视剧本，我的审美视角都磨钝了，写小说对我来说是一项创造性的精神活动”。他还认为，“如果把文化比作一座金字塔，文学、哲学就是塔尖，而小说又是文学的塔尖，最有份量”。这观点我不完全赞同，但他对纯文学如此虔敬，却甚为难得。他是那样地痴且不悔，把每年的休假积攒起来十分珍惜地用于写小说，他什么也不为，只为一种精神和审美上的满足。这种视文学为神圣的一片至诚，不是很像那些拜佛朝圣者吗，只不过是文学路途上的朝圣者罢了。
我感到，俞胜利的小说之所以值得注意，是他把小说作为自己的道德理想，审美趣味，风格嗜好的一种载体，他迷醉于把小说作为他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。他的小说数量不多，但水准确乎不低，其格调单纯、凝重，文笔简洁、富于韵味，显示出一种睿智、内向、峭拔的意态。他追求内力，追求言简意丰，于是作品处处留下了惨淡经营的痕迹。他喜欢用短句子，非常注意炼字炼句炼意，有人说，他在风格上明显受了阿城的《棋王》、《孩子王》的影响，我看有道理。他的语体语感，都在追摹八十年代的某种风气。现在已很少有人下此大力来写小说了。他说由于忙和懒，所以写得太少。事实上，像他这种苦吟式的写法，想写多也多不了。
我以为，纯文学与俗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，纯文学有突出的个人化的观察生活角度，它不同于大众的流行的比较平面的道德和审美眼光，它总是闪现着作家主体对意义的独特而智慧的发现，既是充分个性化的，同时又是深刻化的。对于这样的作品，我们往往以鲜明的艺术个性和独具的精神维度加以称赞。俞胜利的好的小说也有此特点。例如他继刘恒和刘震云之后，关于粮食和饥饿感的出色描写，在多篇作品中都有所表现。
俞胜利的一些小说耐读，特别是他的短篇，比中篇更劲道一些，重内涵，有余味。这是得益于他对形象、细节和心理潜台词的精心处理。他特别注重外在的平静与内在的波澜、外在的柔弱与内在的刚烈、外在的悠缓与内在的迅疾的巧妙结合。集子里，最具感染力和冲撞力的作品当推《舅母》。一般认为，这是在批判封建意识害人，或联想到如祥林嫂式的命运。事实上，小说的含义要大得多。它也可以是一种高度自尊和律己苛刻的表现，一面是狭隘的，一面却体现着人的尊严感。例如，身怀绝技的武士失手后的不能原谅自己以至自裁便与之相近。
现在看来，俞胜利的小说大都写他的童年或少年时的记忆，写难以忘怀的故乡往事，写最熟悉的亲人，流露出一种浓厚的民间情怀和人性、人情之美。当然，在艺术表现上，更重要的是，如何进一步摆脱他人风格的影响，多多开发出新鲜的富于时代气息的审美经验，将朝圣心态更多地转换为创造心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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